惩防司法腐败必须紧扣监督这个重点，不断加大力度，拓宽监督领域，延伸监督触角，织就密不透空的反腐天网，使审判人员个个被监督，社会各界人人能监督，形成一人腐败，人人喊打的局面。
德国乃现代大学制度的母国，其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利益格局下发展出的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学说，理念宏阔而技术精微，实可为我国大学组织建设之借镜。在联邦宪法法院看来，教授们的学术自由和其他群体的其他利益应该通过组织规范上的精细设置而得以协调。
作为一个价值决定，学术自由就不仅意味着排除国家对学术自由的干预，也意味着，它要求国家的保护。《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第16-32页。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是评价大学法制的基本指标，也是大学章程制定的宪法规则。[1] 参见谢海定的有关研究，谢海定：《学术自由：侵权与救济》，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6期，第35-45页。院务委员会由12位大学教师、6位学术人员、3位学生、3位其他人员组成。
然而，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大学，学术自由的落实毫无疑问与大学组织有密切关联。[19]这种紧张关系所推动的大学的嬗变，首先变现为大学中的人员群体的多元化，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也不再限于学术自由一端。公共行政听证的引入，旨在增强公众在行政过程中的话语权，改变传统行政过程的单向度和封闭性，扩展公众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表达权和参与权。
这不利于公共听证的功能发挥。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20]但在实践中，环境领域的听证只在环境许可领域展开，环境影响评价的公共听证尚未展开。北京市的价格听证，主要适用以下几类法律规范：(1)《价格法》[12]（1997年）;(2)《北京市实施价格听证会制度的规定》（1998年）;(3)《北京市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2004年）;(4)《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2008年）。
而这种信息披露的不完全性、技术性，将严重影响利害关系人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如此，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鸿沟。
行政过程的民主只能用于补充，而永远不能替代立法过程的民主。另一类是褫夺职位或者其他荣誉的案件。由于许可决定只对当事人作出，利害关系人仍无从知晓自己意见的采纳情况。但是，哪些内容属于许可法规定的涉及公共利益，哪些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存在重大关系，目前的法律规范未作出明确规范。
第28条规定了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的具体流程。{3}(P.2)在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庭对申请作出处分时，当应该考虑的申请人之外者的利害属该法令所规定的许可认可等的要件时，根据需要，必须努力以举行公听会以及其他适当的方法设置听取该申请人之外者的意见的机会。没有利益相关方代表的势均力敌，就没有辩论，也就没有公平和公正。尤其是他们的广泛性、代表性、专业性、独立性直接影响听证结果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合理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听证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听取利害关系人和公众就听证事项的意见，听证参加人的选择也应服从于此功能。这实际上是对公共听证的一大误解，混淆了私益听证和公共听证。
在规划许可听证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也相当明显。摘要: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听证程序规定》明确了确定规划许可利害关系人的主体和原则：由听证会组织部门根据规划许可事项的具体情况研究确定。在1949年的Bradenv.Munch案件中，伊利诺斯州法院认为，分区规划条例中的公共听证意味着出席听证会并提供证据的权力，以及听取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的陈述和质询该证人的权利。本次听证会的听证参加人，都委托正式的组织通过正式的推荐程序产生，而实践中大量未组织化的利益群体，如农民工群体、失业群体、自由职业者等，难以通过推荐方式，成为听证参加人。最后，听证会的实效性不明确。3．听证参加人遴选机制不科学。实践中遴选机制的运作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如利益群体发育不成熟等。
[5]在这一时期，法院认为司法性行为须受自然公正原则的规范，行政性行为即使已违反了自然正义原则，也不受法院的审查{1}(P.392)。政府可以自行也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公司、网络公司对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解，并提供政府参考，关键是这种参与的过程也应公开进行。
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他们在立法和政治过程中的表达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以规划听证为例，根据《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行政许可法》、《建设行政许可听证工作规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听证程序规定》的规定，规划听证适用于：第一，城乡规划编制。
最初的自然正义原则，只适用于司法过程，旨在防止司法权对个人自由权、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1723年本特利案件(Rv.ChancelloroftheUniversityofcambridge)案中，法官重申了同样的原则。
另一方面，应当将专家代表从听证参加人类别中删除，因为专家表达的是决策科学性的意见，其意见应当通过专家咨询会或论证会的方式得以呈现，而非在公众和利害关系人表达价值性诉求的听证会中呈现。(4)听证申请人的报名范围和条件、报名时间、地点和报名方式、听证代表的选择办法等。参见KeithM.Black,Pub-licHearings—AnAppearanceofFairness,5Gonz.L.Rev.1969-1960,p.327.[11]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第11条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明确提出：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很多学者批评听证笔录的效力不明，主张引入西方的案卷排他性原则。
在制定法没有规定这些机构听证程序的情况下，法院把普通法所要求的自然正义原则引人了案件。公众和利害关系人通过听证程序所表达的意见，只是为提升行政决策之科学性和可接受性所提供的外部信息。
二十世纪以来，听证被逐步运用于公共治理实践中。根据此项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听证告知的内容主要是当事人申请参加听证的相关程序性内容，对于建设项目的相关信息，只有项目基本情况、总平面图和相关图纸。
第三，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修改。公共听证遭遇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听证会背景材料和听证方案中，更多地考虑了天然气涨价的必要性，而较少考虑天然气涨价对居民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5．听证过程的组织听证过程的组织是听证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听证程序得以展开的基础。《价格法》规定了价格听证的组织方式：即价格听证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听证会的代表要由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组成。听证的要求是应当听证，强制性高。
依《行政许可法》第46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有听证之权利。在听证举行之前，听证参加人有权就听证事项进行调查，有关各方包括听证申请人、价格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都应当积极协助，使其能够对听证事项有全方位的了解。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涉及听证的条款主要有三处。如其关于本市天然气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分析中，指出天然气价格调整是促进天然气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使用的需要，是适应国家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的需要，是保障城市燃气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认为它是司法性的，因为它确认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法，又由它来实施制裁，它来救济。第四部分提出了弥合这种鸿沟的具体对策。